云南省高院发放《国家赔偿决定书》
投毒案件的真凶还未落网，朱明华、侯建禄心绪难平。他们呼吁司法机关尽快重查该案 ■ 都市时报记者 资渔
国家赔偿尘埃落定了，钱仁凤似乎可以给自己的过去画上句号了。但是，她并不能。
新申领的身份证上，写的名字是“钱仁风”。这是个在官方文件上签字画押时使用的名字，总让她回忆起无端遭受的那桩噩运。更重要的是，那个若隐若现、似有还无的“真凶”，就像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她的生活，布下一片阴影。这个“影子凶手”在改变了几个家庭的命运之后，现在依然不远不近地站在那里，让所有被巧家投毒案裹挟的人们心中平添一份惶恐。
她告诉我，她更喜欢的名字是那个父母口中呼唤了无数遍的“钱仁凤”，而不是身份证上的“钱仁风”——它时时令她想起自己13年的冤狱生涯。
虽然从法律上讲应该叫她“钱仁风”，但我尊重她的意愿，理解她试图摆脱惶恐的迫切。所以，我仍然称呼她：钱仁凤。
影子凶手
2002年幼儿园出事前后，朱梅家被反复地盗窃，纵火。今年7月，朱梅父亲朱明华被人尾随、跟踪。杨柱坚信，这一系列事情绝非巧合。
在许多人看来，到2015年12月20日为止，以钱仁凤无罪释放为标志，杨柱为钱仁凤翻案的目的已经达到。可杨柱心里还有事：“作为律师，我的当事人已经释放，社会上给我很多赞誉。我已经名就了，但功未成。无罪，追凶，问责，我只完成了第一步，还有两座高山要爬。”
促使杨柱继续追凶的，源于他内心的愤恨。2010年接手钱仁凤的案子后，杨柱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卷宗、材料，“我明显地‘看’到了一个凶手，一个危险的凶手，我有什么理由不追问呢？”
当年，杨柱去巧家寻找当事幼儿园园长朱梅一家进行调查，离开后，朱梅家即被纵火。2002年幼儿园出事前后，朱梅家被反复地盗窃，纵火。今年7月，朱梅父亲朱明华在街上被人尾随、跟踪。杨柱坚信，这一系列事情绝非巧合，“凶手总是若隐若现，反反复复盯着他们，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时隔多年，相关物证都已灭失。尽管愤怒，但杨柱无法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加以指证，凶手仍然只是个影子。为了让这个影子现出真身，杨柱可谓执着。经历了许多嘲讽、辱骂和不解，终于，在钱仁凤申请国家赔偿听证，发放正式裁定书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受害幼儿园园长朱梅的父亲朱明华和死亡幼儿侯磊的父亲侯建陆先后站在了公众面前，为追查真凶发声。
“光说服朱明华一家，就太艰难了。”杨柱仰头长叹，他为此付出许多努力。
2010年，第一次在昭通中院看完卷宗材料后，杨柱就认定，必须找朱梅一家人了解情况。但投毒案发后，朱梅一家先后5次遭人纵火，共有8辆摩托车被烧毁，一家人很怕。尽管他们对投毒案还有疑问，认为真凶还逍遥法外，但他们始终不敢发声。
今年7月12日，朱明华参加钱仁凤申请国家赔偿听证4天后，他在巧家遭遇了一次“沉默的尾随”，个中意味明显。第二天，在省高院协商赔偿事宜的杨柱知晓情况后，当庭向省高院提交了报案情况。杨柱说，由朱明华提出该案重新侦查的要求，“名正言顺”。
惶恐的生活
她更喜欢自己的“钱仁凤”这个名字，它象征着坚强、不屈，囊括了她的所有努力；而“钱仁风”则让她惶恐。
在回答媒体“为什么一直不愿意站出来”时，朱明华为自己辩解：“我们只想过安稳日子。”
事实上，他的日子并不安稳。即使钱仁凤已经入狱，这起投毒案的阴影仍然时刻尾随。当时，朱明华的女儿朱梅经营的幼儿园刚刚走入正轨，他自己做的建筑工程生意也红红火火。案发后，朱梅家赔给侯家十多万元，朱明华一人就举债8万多元。后来，朱梅的幼儿园垮了，朱明华好好的工程队也垮了。日子变得拮据，投毒案成了一家人难以释怀的隐痛，“钱”成为屡次争吵的导火索。2006年，朱明华离了婚，离开妻女，孤身一人靠打零工度日，徒有一颗息事宁人的心。
当朱明华决定站出来的时候，他的抗争才刚刚开始。而对钱仁凤来说，生活正在重回正轨，国家赔偿尘埃落定，她似乎可以和过去的生活告别了。但新申领的身份证始终在提醒着她的过往——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钱仁风”，这个她在狱中漫长的申诉中使用的名字，作为无罪释放人接受法院宣判的名字，接受国家赔偿裁决的名字，总会让她想起使自己身陷囹圄的那桩往事。从情感上来说，她更喜欢从小被父母唤了无数遍的，后来以不屈抗争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名字：钱仁凤。
“钱仁凤”象征着坚强、不屈，囊括了她的所有努力；而“钱仁风”则让她惶恐。
出狱至今，钱仁凤的生活还是充满了不安全感。今年年初去广州之后，她在7月初的听证会前回来过一次，在巧家县城短暂地待过一夜，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令她恐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认识钱仁凤的人远比她认识的人多得多，这种不对等的“熟悉”令她心慌。
“很多人都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们，我好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就会想是不是那些坏人，在背后盯着我。”朱梅一家的遭遇令钱仁凤很警觉的心里投射下一片阴影，走在路上的她格外警觉，“我害怕再有人来伤害我，害怕他们像伤害朱梅一家一样伤害我。”
在钱仁凤心里，“帮凶”另有其人，它具象为当年案件的具体侦办人员。“朱梅家知道伤害他们的人是谁，但这个人跟我没一点瓜葛，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当年办案的人只要当时稍微上点心，我就不会受此灾难。”对她来说，这些人才是具体的。“现在我无罪了，按理说他们要承担责任，有时候我还很担心这些人在背后给我的使绊子。就怕他们不仅没责任感，还没良心。”
相比之下，广州——这个陌生的大都市，更能让她找到回归普通人的喜悦，能让她感到安全。只是，日新月异的社会文化在考验着她的接受能力、学习能力，面对一个需要从最基本的认路、坐车等生存技能开始探索的广阔世界，她是惶惑的，她惧怕种种的不确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行动，“我好希望什么时候可以自己一个人到处走一走，随意地走，兴之所至，走到哪儿算哪儿。”
在行动上有所限制的不止钱仁凤一人，“挑”起所有事端的杨柱同样在心里给那个影子留有一席之地。2013年以后，每有事务需要去巧家，杨柱都要多跑几十公里，住在其他地方，甚至在巧家停车时都要多几个心眼儿。在夜路上辨识车辆，过去是一个无意识的爱好，现在，杨柱有意将它变成一个习惯，“如果一辆车跟在我后面10分钟以上，我就会留意，要么绕路甩掉，要么想办法让它走在我前面。”接到陌生的电话，杨柱格外警觉，从接通电话的那一刻起，听筒里传来的所有细节都成为他判断对方身份的依据。他这么做，不是毫无根据，接手钱仁凤案后，他接到过不少意味深长的电话和短信。
总有人在暗地里若隐若现。无论是杨柱，还是钱仁凤和朱明华，他们都对生活多留了个心眼。
从愤恨到迷茫
随着无罪宣判的下达，一部分对钱仁凤的恨意已经被迫转移，钱仁凤的“罪”在侯建禄心里已经模糊了，但烙痕尚在。
钱仁凤依然抱有期待，她渴望安全感，渴望获得法理和人情的双重清白，渴望坦坦荡荡站在阳光下。
名义上说，自昨天云南省高院正式下达国家赔偿决定书后，钱仁凤就与“巧家投毒案”再无瓜葛。可人心的嫌隙，很难用一纸无罪宣判抚平。杨柱说：“虽然我们认为钱仁凤的释放是基于根本无罪的事实，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疑罪从无’的成分更重。”出狱后，这个可有可无的“疑罪”始终令钱仁凤如鲠在喉。
8月5日夜里，从新闻上看见侯磊的父亲侯建禄在媒体上表态后，钱仁凤梦见了侯磊。她梦见在朱梅的幼儿园里，她抱着身体不舒服的侯磊，“她的手好冰。”2010年遇到杨柱之前，她也曾梦到过侯磊，在那时的梦境里，侯磊远远地站着，看着她，不说话。钱仁凤回忆：“其实当年的事情跟着两个梦都不一样，那天幼儿园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有点不精神，我就让她坐在凳子上等着家长来接，我在一旁收拾玩具，后来是朱梅把她接走了。”钱仁凤曾无数次在心里面问，“侯磊啊侯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曾期待在梦里侯磊能给她一个答案，但梦里的侯磊总是不说话。
侯磊出现在父亲侯建禄的梦里，已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娃娃刚刚不在的那几年里，我经常梦见。”侯建禄从没跟钱仁凤打过交道，但他们的梦境极其相似——孩子“定定地站在面前，一句话都不说”。
“我不恨是不可能的，我恨了钱仁凤十多年。当时说她是凶手，恨不得把她撕了”，当侯建禄从新闻里知道省高院领导承认办错了案，当众向钱仁凤道歉的时候，他是茫然的。
如果说侯建禄对“凶手”是满腔的愤恨，那朱家在他心里就是不可原谅的存在，“当时我在家里，菜市场上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小孩出事了。我到医院去看，小孩已经不行了。我怎么不恨朱家？如果他们早一点送医院就不会这样。我太介意了！”
随着无罪宣判的下达，一部分对钱仁凤的恨意已经被迫转移，钱仁凤的“罪”在侯建禄心里已经模糊了，但烙痕尚在。
“我觉得如果钱仁凤真的是无辜的，那么还是值得同情的，毕竟人家才十多岁，就进去了。”侯建禄在“无辜”前面加了个“如果”，他心里还没有完全放下对钱仁凤的怨怼，“我当时相信判决，相信她就是凶手，这下又说她是冤枉的。假如小姑娘（钱仁凤）当时岁数达到了，就给枪毙了，那这个案子就这样了了，小姑娘（钱仁凤）也就冤死了，我家的娃也冤死了。这种事情都能整错了，我还能相信谁？还有几个受害家庭，为什么不给我们道歉？”
侯磊是侯建禄的第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意外，也会是他的独女。他格外疼爱这个孩子，常常抱着她不离手。痛失爱女后，经家人劝说，他相继又有了两个儿子，但他始终没能开心起来，总觉得儿子不如女儿好——即使女儿是未婚先孕的结晶，他还为此交过800元罚款。“媳妇怀着她的时候家里在盖房子，刚刚三层封顶，她就出生了。我没得啥子文化，就想着房子是石头盖的，三层刚好三个石头，就给她起名侯磊了。”侯建禄想起23岁的自己给刚出生的女儿洗澡、换尿片，被村里人笑话“小娃带小娃”，嘴角露出了难得的笑意。
侯磊再也不能回来，钱仁凤却回来了。在几经波折之后。
“要坦坦荡荡的清白”
钱仁凤相信，要让“影子凶手”见光，她才能得到法理和人情上的双重清白。“五年，十年，总会水落石出的。”
国家赔偿已经尘埃落定，钱仁凤却很不开心。172万元的赔偿还没能抚平她心中的伤痛，却提前给她带来了烦恼。“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人就跟我借钱了。我当时就说我不借，我借出去，对我好的人这么多，开了这个口子，以后我怎么处理？”拒绝可以很干脆，但这件事在她心里撩起的涟漪却久久不能平息，“都是我最亲的人，说了这个话，我很难过。”
钱仁凤知道，这笔钱听起来多，其实根本不够用，“我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适应社会，如果几天就花完了，以后怎么办？”幸好，通过半年多的学习，她已熟悉了现在的工作，能灵活安排各项事务，不至于太累。她还有更高的期望：“我好希望我现在能学会做生意，学会用自己的脑力赚钱。”
在广州半年，钱仁凤恋爱了。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小时候她很崇拜警察，后来她厌恶、害怕警察，但她现在的男朋友却是一名协警。“之前在微信上聊的时候他一直瞒着不敢跟我说，就怕我知道他是警察会抵触。”钱仁凤说：“如果一开始他说自己是警察，我肯定不会是见他的。”见了面，接触后，彼此接纳，她说：“不管任何单位，任何职业，都是有坏人，也有好人。”
在遥远的广州，男朋友的宽慰让钱仁凤找到了一丝安全，她像恋爱中的姑娘一样发脾气撒娇，“他哪句话说得不顺耳，我就会发脾气，偶尔还会不想理他。”这多少减轻了她心里的负担，但不是全部，“只要有一天这个案子不结束，我就会想着它，只要我想着，我就总是会陷在这个‘牢’里。我真的特别希望事情快点快点结束。”
侯建禄失去了恨的对象，当年对钱仁凤的传言他还记得，现在新的传言里又现出了凶手的影子，但他不敢恨。“已经恨错了一个，我怕再恨错一个。”对那个尚未到案的影子凶手，侯建禄茫然而又无可奈何，“我想手刃仇人，又怕杀错。”
钱仁凤则害怕许多人都像侯建禄一样，在心里埋藏着怀疑她的种子。她担心自己虽然无罪释放，但始终洗脱不了嫌疑。“追出真凶，才能真正洗脱我的嫌疑。因为那个人的行为，我才会有牢狱之灾。”让影子凶手见光，她才能得到法理和人情上的双重清白。“我还是相信，五年，十年，总会水落石出的。”
这桩悬案一天不能破，侯建禄就一天不能心安，还有钱仁凤，还有朱明华一家。
